肖红叶
中国经济统计学科30年，是跟随我国改革开放巨变而前行的。30年间，学科发表出海量文献，凝练出各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和创新团队，涌现出一批学术领军者，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成就斐然。但我们还需要思索30年的实践，对学科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基于30年历史文献的回顾、解读，我们梳理、归纳出统计学科性质与大统计学科构建的争论，统计改革推动学科的研究创新，学科建设机制的构筑三件事。认为其对中国经济统计学科建设思想、基本理论方法研究具有重大和持续性影响力。而且在目前及可预见的未来，其对该学科仍产生着重要影响。本文以其影响解读为线索，期望从中体味学科的未来发展轨迹。
一、中国经济统计学科30年发展的三大背景
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并取得巨大成就，以及我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推进，是影响更准确说决定经济统计学科30年建设发展的基本背景。其解放了统计学者的思想，为经济统计学科的改革与重构提供了方向和基础，为学科的科学研究提出重大命题，为研究成果提供了用武之地，为学科的建设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
基于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经济全球化，及其国外经济统计学科理论方法研究取得长足进步，是影响我国经济统计学科30年建设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背景。产品、要素的全球流动与配置，使社会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呈现几何级数上升，经济现象的测度方法无论在空间、时效乃至对象界定方面都遇到空前的挑战。经济实践命题对经济统计学理论方法研究的拉动作用达到空前水平。国外经济统计学科的长足进步加大了与我国的差距。
影响我国经济统计学科30年建设发展的第三个重要背景，是计算机及网络化技术革命。海量数据处理和信息传输技术，为经济统计学理论方法研究提供了充分条件和巨大的创新空间。
在上述背景的30年中，发生了影响中国经济统计学科的三大事件。
二、事件之一：统计学科性质与大统计学科构建——基本理论命题的争论
这是以“什么是统计学，应该如何发展统计学”这一学科基本理论命题展开的，贯穿我国统计学学科30年建设历程，今天仍保持着重要影响的事件。它已经、并还将对我国统计学科的走向产生深刻影响。
1．事件的简要回顾
刚刚走出十年动乱，1978年11月27日－12月9日，国家统计局组织17所院校统计学系（专业）负责人，在四川峨嵋召开全国统计教学、科研规划座谈会。与会者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指导思想，对统计学科性质这一基本理论问题展开激烈争论。这就是著名的“峨嵋会议”，拉开了贯穿30年，影响三代统计学者的大讨论。
争论焦点集中在，其一统计学是揭示社会经济现象规律的科学，还是测定、收集和分析社会经济现象总体数据的方法论科学。其二如果是方法论科学，那么其由数理统计学一门担当，还是由数理统计学、社会经济统计学两门共同组成。中国人民大学戴世光教授（1979[1]、1983[2]）提出“现在国际科学界，只有一门统计学，也即作为应用数学分支的数理统计学。它(社会经济统计学)不过是来自国家政府统计部门搜集社会，经济统计资料的某些工作经验，而不是一门统计科学。”的一门统计学观点。更多学者坚持两门统计学应并存的观点。包括东北财经大学佟哲辉教授（1979[3]）、天津财经大学杨曾武教授（1980[4]）、厦门大学黄良文教授（1982[5]）、国家统计局莫曰达教授（1984[6]）、中国人民大学郑瑶教授、徐前教授等等。
此外，我们注意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贺铿教授（1980[7]）则突破规律方法，一门、两门之争，提出“社会经济统计学是一门应用数学。它以一般数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为指导，研究如何正确揭示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数学模型，是精确描述和推断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数学工具”的观点。其中，关于统计学与经济学、统计学方法与经济规律关系的理论逻辑，为深入认识统计学性质提供了新思路、新空间。
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统计学界参加人数众多的激烈争论。就思想认识而言，规律论与方法论之争，很快尘埃落地，方法论性质成为学科主流认识。但一门和两门统计学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并没有出现一方观点占据压倒优势的局面。由于两门统计学持久争论，不利于我国统计学科发展和政府统计工作（戴世光1979[1]）。因此，持两门统计学观点的一方，和承认两方都存在合理性的一些学者，尝试以方法论概念为纽带将双方联系起来。其中，中国人民大学袁卫教授（1992[8]）提出 “统计学越来越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可将统计学划分为理论统计学和应用统计学，构建统计学一级学科框架。其以此实现认识统一的主张，当时是最具影响力的。
争论在1992年11月发生了转折。国家技术监督局制定、发布了学科分类与代码表国家标准GB/T13745-92，将统计学从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独立出来，成为人文与社会科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国家统计局统计科研所参加了标准制定工作。统计学界将此标准视为学科地位得到提升的巨大利好，反响强烈。在贺铿教授（1994[9]）、袁卫教授（1992[8]、2001[10]）倡导下，统计学一级学科被浓缩、精炼，成为一个新观念、新概念“大统计”。一时间，为统计学建立统一的一级学科框架，团结起来共同发展成为主流。两门统计学的争论似乎得到了一个软着陆的解决方法。令人不解的是，无论两门统计学的激烈争论，还是大统计的热议；这一切都仅发生在社会经济统计学圈子之中，数理统计学界很少有人关心、更不用说直接参与，游离争论之外。直到2001年，我国数理统计学科领军者，科学院院士陈希孺教授（2001[11]）才在一些场合表明两门统计学应并存、数理统计学是数学分支的态度。
现实是，大统计的提出，并没有迅速统一统计学界的思想。统计学界在认同大统计所体现的有关两门统计学加强交流联系思想之外，围绕大统计体制构建的合理性又产生新的激烈争论，累积了大量文献。直接表现实虚分歧，即一方要构建大统计体制、做实大统计；另一方则认为在大统计思想下加强两门统计学交流联系，形成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支持的学术交流平台共同发展。其争论核心仍然是社会经济统计学的性质及与数理统计学的关系。命题转化成为社会经济统计学仅仅是数理统计学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应用，还是其存在独立的学科理论体系。主要代表文献包括贺铿（1980[7]、1994[9]、1995[12]、2001[13]、2003[14]）、袁卫（1992[8]、2001[10]）、张泽厚（1992[15]、1997[16]）何晓群（1993[17]、1996[18]）、统计学科体系的构造与完善课题组（1999[19]）、张伦俊（1997[20]）、邱东（1995[21]）、杨灿（1997[22]）、周恒彤（1997[23]、2005[24]）、曾五一（1999[25]、2004[26]、2007[27]）、李宝瑜（2004[28]）等。文献表明争论的内核仍然是两门统计学之争的延续。
1998年教育部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将统计学从经济学门类划入理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并补充可授经济学学士学位。至使争论从思想学术层面转变为教育教学制度层面。因相应制度变化给经济统计学科带来一系列现实压力。产生统计学专业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规范等方面与统计人才社会需求、学生就业关系的问题，学科教学科研方向、目标、成果学术性评价标准问题，合理的专业教学管理体制与学校追求扩大学科门类利益冲动的矛盾问题等。对社会经济统计学专业人才培养产生了一定冲击。为争论添加了非思想学术的因素，进一步加剧了争论的复杂性。
经过10年的实践，做实大统计学科的最大障碍是，两门学科基础确实存在巨大差异，造成两类学科对研究目标、研究思路、分析框架、研究工具和方法存在不同的理解。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因对教学、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标准不同的认识，无法在同一学术平台形成共识。直白表示，数理统计学界很多学者认为社会经济统计学的成果没有技术含量、谈不上科学研究。因此抑制了经济统计学的发展。其实这也是导致数理统计学积极脱离数学学科的直接动因。目前，有关统计学在学科目录修订中的定位，仍存在严重分歧。社会经济统计学界基于适应社会人才需要，仍希望在理学门类下设置数理统计学学科，在经济学门类下设置经济统计学学科。
与两门统计学之争相比，大统计争论的社会经济大环境发生显著变化。一批中青年统计学家担当了争论的主体。与老一辈统计学家相比，他们的专业学术教育背景和研究手段都有长足进步。目前大统计争论仍在继续，争论固然激烈，但主流是理性的、绅士的，尚无结束的迹象。
2．事件的解读及意义
贯穿中国统计学科发展30年的学科性质争论，实际上是就如何发展统计学科进行探索的历程。直观看争论缘起于老一辈统计学家，对文革前我国统计学科按照前苏联政治化模式，长期排斥数理统计学的强烈反击。本质上确是因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统计学，拘泥监督国民经济计划落实的功能，造成自身理论方法无法适应我国即将开始的改革开放形势，不能满足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借助数理统计学理论方法改革、重构经济统计学科体系是必要的。两门统计学共存，共同发展是大多数社会经济统计学者的基本态度。1978年的时代背景决定，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的前夜，统计学科率先于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实施改革的超前性，使其失去了更从容审视选择改革路径的机会。对我国统计学科建设而言，争论具有三方面的重要意义：
其一，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就从理论思想方面及时清算前苏联体系的影响，启动去苏联化的纠错进程，把握了改革经济统计学科的时机。在我国改革开放大步推进、社会经济体制转型之前，赢得了消化吸收数理统计学理论方法、积累其应用经验、培养出新人才的宝贵时间。
其二，事件表现出的百家争鸣，为统计学界创立了民主学风和宽松环境。国家统计局在组织发动研讨的前瞻性，处理30年争论的公正态度和睿智等方面的表现，充分表明其可以在学科建设中发挥领导作用。
其三，争论大大促进了统计学界对统计学基本理论命题的研究。特别是因争论充分暴露了社会经济统计学科的问题、软肋，促使其深度思考并采取纠错行动，进而结合我国统计体制改革进行经济统计学体系重建。以天津财经大学为例。1978年杨曾武教授把“统计学原理”课程名称更改为“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纠正了原模式独占统计学名称的做法，并在主编的《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教材中，增加了相关与回归分析、时序分析、抽样调查及统计预测和统计决策等内容，迈出了数理统计学与社会经济统计学结合的第一步。20世纪80年初，率先引进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经典的经济统计理论与方法。包括杨曾武教授的专著《统计预测原理》（1983[29]），周逸江、肖嘉魁教授的译著《投入产出表与分析》（1981[30]），肖嘉魁教授的合作译著《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1968）》（1982[31]），李惠村教授的专著《欧美统计学简史》（1984[32]）等，均为统计学科发展中的经典之作，对学科研究方向、人才培养体系及规格均产生了重要影响。1986年天津财经大学统计学系消化、借鉴国外经验，在国内率先进行教学课程体系改革。将规范的数理统计学及相关重要分支，和前期基础课程数学分析、高等代数纳入课程体系；开设了反映国外经济统计前沿成果的相应课程和西方经济学课程；系统开设计算机技术课程；将本科学生由文科改成理科招生等。该课程框架为各高校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
3．事件的再思考与评论
其一，统计学科性质长达30年的争论，一大批精英的激情投入，至今仍然没有结束的迹象。其固然可不断提升我们的认识，但巨大成本也不能不让我们反思持续高额投入值不值得。我们是否到了应该反向思考一下的时侯。我们的研究路径是否出了问题？一些学科性质基本认识的主流观点是否合理？
例如，统计学的方法论观点，显然是对作为数学分支的数理统计学的科学界定，但其界定经济统计学似乎并不合适。因为社会经济统计学方法的科学性是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程度、好坏水平界定的。其方法应该是“研究如何正确揭示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或者“精确描述和推断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贺铿1980）。所以“有对象的方法论”是以描述、推断进而揭示对象规律为目标的。方法是与规律紧密联系的。在社会经济统计学性质的认识中割裂方法与规律，回避排斥规律，显然是20世纪70年代背景下，人们厌恶、回避谈规律就涉及姓社、姓资政治化的心理反映。现在是否应该重新反思呢。
再如，政府统计工作的经验不是科学的观点。显然从作为理学门类、数学分支的数理统计学对方法论科学的认识角度，其无疑绝对正确。但从社会科学门类的视角，政府行为包括财政、金融、就业、文化教育、公共安全、国防等政府各组成部门（当然也包括统计）的目标状态、运作机制、体制规则都构成其科学研究的主体内容。恐怕没有任何人置疑其研究的科学性，其相应学科存在的合理性。显然对政府统计科学性的否定，是基于方法论视角的。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统计学界硬要自己定义为方法论，殃及政府统计。否定政府统计科学性的最大问题是，研究评价标准的扭曲，造成国家统计指标和数据的相关研究没有在学科科学研究中占据应有的重要地位。其削弱了学科对进一步全面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的研究工作的关注，后果有目共睹。看来，重新诠释“有对象的方法论”，界定清楚方法与规律的关系，是社会经济统计学摆脱目前困境的一个路径选择。
其二，统计学科性质争论已30多年，戴世光先生早在1979年就指出“两门统计学持久争论，不利于我国统计学科发展和政府统计工作”。陈希孺先生（2001）也指出，可以预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国统计队伍素质的提高，两门统计学的问题会变得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未来我们能否培养出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型统计学家。固然统计学科性质研究十分必要，也十分重要，对学术观点的坚守、推进也体现一个学者的品格操守。但当学术分歧长期僵持时，理性的作法是先放一放，特别是不要利用制度安排解决思想学术分歧，给争论对方生存的空间和时间；这是学术自信、学术严谨、学术胸怀博大的表现。希望此观念能成为主导社会经济统计学科性质争论的主流。
三、事件之二：统计改革推动经济统计学的研究创新
这是以我国统计体制改革为动力，推动经济统计学科建设、创新发展的重要事件。其不仅更新了学科科学研究的主题内容，打开了学科研究空间，派生出诸多方向主题；而且推动学科实现研究方式的转换，在与经济理论以及数学方法有机结合方面，在国民经济统计学体系构建方面开展探索。事件对确立并标示经济统计学科的科学性质产生了重要影响。
1．事件回顾一：经济学理论创新开启我国统计改革大门
正当统计学科激争经济统计学的科学性时，一个国民经济总量指标究竟应该如何界定的问题，拉开了全国生产范围理论大讨论的序幕。经济学界、统计学界的众多领军者参与其中。争论不仅从思想理论视角赋予统计学研究与统计工作应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的角色，为统计改革提供了思想理论准备；而且充分标示出经济统计指标研究的科学性和现实意义。
生产范围的讨论可追溯到建国初期生产力构成要素的讨论。此次争论缘取于是否应该把教育看作生产部门。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1980[33]、1983[34]）、肖灼基先生等与孙冶方先生（1981[35]）等之间展开热烈争论。我国统计学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81年的第二次全国统计科学讨论会，将争论主题引伸到我国核算应采用SNA体系还是坚持MPS的层面。争论焦点迅速扩展到限制性生产观与综合性生产观，这一生产边界及其相关经济学基础理论问题上来。讨论漫长持续，形成与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同步的态势。由于涉及姓社姓资，讨论只能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框架下进行，即使提出一些新的观点，也都力图通过引用或重新解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实现突破（陈志标1981[36]、许刚1983[37]）。但每一次突破都意味着一次思想解放、理论创新。其破除了统计改革的思想理论束缚，为中国经济统计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新空间。与此同时，改革开放推进我国服务业迅速发展和国际交流的巨增，以及“有计划商品经济”、“国家调节市场”、“承包经营”等改革及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交流，都需要统计数据的支持，产生对统计改革的强烈实践要求。中国统计改革扬帆起航。
1984年国家统计局启动统计调查方法、第三产业统计、国民生产总值等统计制度的改革，以及编制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建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方法系统研究。1985年印发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方案。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1986年国务院批准引进西方核算体系和编制1987年全国投入产出表， 1989完成全国投入产出表的编制。1990年全面试行增加值统计。1992年，国务院批准采用SNA核算理论方法建立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94年国家统计局确立了以周期性普查为基础、以经常性抽样调查为主体、同时辅之以重点调查和科学推算等多种方法综合运用的统计调查方法体系。短短10年，我国政府统计各领域都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初步实现了国家统计体制转型，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要求，与国际接轨的现代统计体制。
应当指出，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经济理论主流尚处于引进前东欧体制改革思路，修补计划体制，但仍坚持否定西方经济理论的阶段。而SNA核算体系恰恰是以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基础构建的。因此姓社姓资的立场问题象一柄达摩斯利剑高悬改革之上。现在分析，当时大体基于三方面原因，在引进 SNA体系方法的同时，规避了姓社姓资问题的干扰。其一，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形势需要中国建立核算体系并与国际接轨。其二，以前苏联、东欧也存在服务于计划体制的MPS为例，统计学界强调核算体系是社会大生产的产物，是服务于社会大生产的统计方法，与政治问题拉开了距离。实际上是借用统计学的方法论科学名义，采取了经济统计学理论替代经济学理论的策略。这恐怕也是我国经济统计学更偏好方法论性质的时代大背景。其三，选择了吸收MPS、SNA两方面“合理”的理论方法，建立中国特色核算体系的方案；采用兼顾我国统计现实，分步推进的办法，得以顺利推动了核算体制改革。以上做法对经济统计研究产生了方向性影响。
中国统计体制改革的具体实施，需要经济统计学理论的支持，其理论需求又拉动其理论方法的创新研究，而研究一旦进入创新轨道必然按科学发展的逻辑，向形成体系化理论的方向发展，为进一步拓展理论创新构筑基础系统。近30年我国经济统计学科最具特色的进展表现在三方面，其一尝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统计学体系，其二服务于统计调查体制改革的理论方法研究，其三针对国民经济运行状态、体制转型热点问题进行的统计经验研究等。
2．事件回顾之二：基于统计体制改革的国民经济统计学研究
国民经济统计学是反映一国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和过程的体系化统计学理论方法。在其发展中，曾在全球形成了两种与生产力水平、经济体制紧密联系的基本理论方法范式。一是以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为框架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其反映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要求，范式内核是社会产品再生产理论及其再生产各构成要素的平衡关系。二是以凯恩斯收入决定理论为框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其反映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范式内核是经济主体行为对国民收入的决定理论及其行为的均衡关系。两个体系范式表现出对经济过程的不同认识，MPS体系将经济主体抽象成一个具有高度统一意志的概念，社会只需按产品的再生产过程信息配置资源。SNA体系则将经济活动解释为具有分散偏好、为数众多的经济主体的选择行为，社会通过市场选择行为信息配置资源。两种范式为我国构建核算体系及其国民经济统计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框架。鉴于我国曾长期采用计划体制，目前尚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处于经济转型之中，因此MPS范式本身，及其MPS向SNA范式转换的研究，对我国统计体制改革中的核算体系建立，以及对国民经济统计学的研究，具有并将长期保持着重要意义。这也是国民经济统计学30年学术研究的主旋律。
建国后，从前苏联引进了彼得罗夫的《经济统计学教程》。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徐前、戴世光、于涛教授等撰写了《经济统计学讲话》。这是新中国出版的第一本国民经济统计学教材，是彼得罗夫体系的简洁化、通俗化。1956年国家统计局派团全面考察前苏联的核算，随后先后编制了社会产品生产、积累和消费，国民收入生产、分配、再分配，国民经济部门联系，劳动力资源和分配四个平衡表。为我国经济统计学研究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基础。遗憾的是，其工作刚刚起步就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运动中被迫中断。1972年文革中，厦门大学钱伯海、黄良文、翁礼馨教授接受国家计委统计组委托，研究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问题。1974年，钱伯海教授开出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学》课程，在极其困难条件下坚持国民经济统计学的研究。文革后，其研究大体可划分为三个方面。其一引进、解读国外经济统计学经典文献的研究；其二经典理论的中国化研究；其三尝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统计学体系的研究。
（1）关于引进、解读国外经济统计学经典文献的研究。
这是改革开放初期，老一辈著名统计学家、经济学家为中国经济统计学科建设贡献的一份宝贵财富，其具有方向性、基础性的作用。引进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国家统计局铁大章、高拱宸先生的译著《经济统计学》（前苏联弗雷蒙德·艾捷里曼 1982[38]）；天津财经大学周逸江、肖嘉魁教授的译著《投入产出表与分析》（UN 1981[30]）；北京大学闵庆全教授、首都经贸大学崔书香教授和肖嘉魁教授的译著《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 1968）》（UN 1982[31]）；闵庆全教授的译著《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的基本原理（1971）》（UN 1981[39]）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的比较（1977）》（UN 1981[40]）；闵庆全教授校、许成钢、黄琪、钟学义译《社会和人口统计体系(SSDS 1975)》（1985[41]），铁大章、江健桐的译著《国民帐户分析》（G.Stuvel，1990[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译《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93》（UN 1995[43]）等。
解读其理论方法的代表成果有：闵庆全教授的《简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87[44]）和专著《国民经济核算综论》（1989[45]），国家统计局岳巍主编的《国民经济核算若干理论问题》（1988[46]）和《国民经济核算问题讲座》（1988[47]），中国人民大学邵汉青、钟契夫教授的专著《投入产出法（部门联系平衡法）概论》（1983[48]），戴世光教授主编的《世界经济统计概论》（1987[49]），徐向新教授的教材《国民经济核算》（1990[50]），青年学者邱东教授的专著《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结构研究》（1990[51]）等。其中邵汉青、钟契夫教授的投入产出法，徐向新教授对两个范式的系统深入的解读，闵庆全教授SNA体系的综论成为此类研究的必读文献。
（2）经典理论的中国化研究。
这是经典理论方法应用于我国实践的关键一环，是我国经济统计学术研究中的创新性工作。中国化意味着对经典文献理解的把握和对其如何与国内情况结合的充分考量。厦门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统计局等高校和机构的团队，在研究中取得特色鲜明的研究成果。其中一些已成为我国经济统计研究的经典之作。
厦门大学的研究是钱伯海教授领衔开展的。1982年钱伯海出版《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学》[52]，这是针对当时国内国民经济管理专注于综合平衡的实践要求，提出的经济统计学体系，是首部MPS中国化的体系成果。此后，钱伯海教授陆续主编《经济统计学概论》（1985[53]）等多部对国内教学及研究具有较大影响的教材。曾五一教授在总供需平衡（1994[54]）方面进一步深化完善了平衡统计体系化理论。基于平衡统计研究的积淀，钱伯海教授及曾五一、杨缅昆和林擎国等教授组成的团队，先后承担了国家社科“六五”、“ 七五”重点项目，发表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研究报告》（1985）和《国民经济核算通论》（1992[55]）。针对中国国情提出了国民经济核算基本理论框架，对建立我国核算体系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当时，钱伯海教授被国家统计局聘任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总体规划组组长。厦门大学的研究具有起步早，以实践推动理论研究，涉及面广、影响带动力大的特色。钱伯海教授先后与东北财经大学刘长新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孙振声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郑菊生教授合作主编，并吸收国内十几所院校教师组成团队编写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学》（1985[56]），《国民经济统计学》（1992[57]）等教材，有力推动了国内经济统计学的研究和教学。
东北财经大学的研究是以佟哲晖教授、刘长新教授领衔开展的。1986年，佟哲晖教授主编《经济统计学》，1992[58]年佟哲晖、邱东教授，1995[59]年刘长新、蒋萍教授分别编写了《国民经济统计学》教材，力图从全面系统反映国民经济运行内在联系方面，表现宏观经济统计学方法。与厦门大学的研究相比，这一研究表现出依据经济学理论驱动统计学研究的内生化研究模式倾向。此外蒋萍教授的专著《非市场服务产出核算》(2005[60])、杨仲山教授的专著《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1993SNA 修订问题研究》(2008[61])，强力推动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研究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1980年陈应中教授出版《社会主义经济统计学》，包含了国民收入统计的内容，但结构属于“部门统计加总型”。1987年袁寿庄教授主编《社会经济统计学概论》[62]，主要阐明国民经济统计指标体系。1994年袁寿庄、赵彦云、高敏雪教授推出有较大影响的《国民经济统计学》[63]，成为经济统计研究不可或缺的力量。
国家统计局的研究。建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国家统计体制改革和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其实施过程也是核算理论方法研究过程。特别是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国际统计组织也在不断推进核算理论和实施方法。国家统计局在我国核算实施，参与国际核算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团队，产生了大批有份量的研究成果。其中1997年许宪春教授的专著《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与发展》[64]，针对我国建立核算体系实践的问题，给出经典理论中国化，以及MPS向SNA转换的路径和操作方案，该成果对我国经济统计学研究，具有向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国民经济统计学体系转型的标志性意义。
（3）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国民经济统计学体系的研究。
1997年许宪春教授的专著《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推出，标示随着我国经济转型的推进，特别是有了一段时间核算体系建立和实施的实践，国内经济统计学研究可以结束空而论道，转向有的放矢研究的阶段。2000年后，在尝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国民经济统计学体系研究方面取得了一批扎实的成果。其代表性的有邱东教授主编的《国民经济统计学》（2001[65]）和《国民核算分析》（2009[66]），许宪春教授的专著《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分析》（2001[67]），厦门大学杨灿教授的专著《国民核算与分析通论》（2005[68]）和《国民经济核算教程（国民经济统计学）》(2008[69])，杨缅昆教授的专著《GDP及其扩展核算研究概论》（2007[70]）,杨仲山教授的专著《国民经济核算方法论纲》（2002[71]）等。其主要表现出三个特征。其一经过中国化过程和SNA体系的修订发展，对两个基本范式的理解已达到技术细节层面，因此对其优势、问题的识别有了比较自如的把握，对其理论方法未来发展有了较清晰的判断。其二基于两个范式，但不拘泥两个范式，力图建立与中国现阶段实际相适应，两个范式相容的分析框架。其三突出体系的系统性、完备性，应用性，将各类型数据信息的政策空间与分析方法列入分析框架。另外邱东与蒋萍教授主编的《国民经济统计前沿问题》（2008[72]）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伏笔。
3．事件回顾之三：统计体制改革推动调查理论方法和经济问题经验的研究
在经济统计学科体系中，数据调查理论方法研究本应占据重要地位，只因数据调查也是国家统计日常工作的主体，调查中的基本问题又常常集中在制度层面。于是因其研究似乎不具备国民经济统计学研究的理论高度，更不具备数理统计学的科学性高度的认识，调查理论方法研究成为经济统计学术界的鸡肋。研究远不能适应我国统计调查体制一系列改革大动作的要求。当然，学术界仍有学者投入该方向研究。中国科学院冯士雍教授就一直坚持在研究第一线，直接参与我国各类型抽样调查方案研究，提供大量合理可行的建议，成果卓著。浙江工商大学李金昌教授及其团队，以我国统计调查体制改革作为研究主题，紧密结合改革实践深入研究，从制度层面提出主要问题和相应的对策，其成果引起大家高度关注。中国人民大学袁卫教授则选择数据质量为研究方向，结合我国科技投入产出统计数据的质量展开研究，为国家科技投入有效性评价取得重要依据。中国人民大学金勇进教授、厦门大学朱建平教授、暨南大学刘建平教授在市场调查、数据挖掘、抽样调查理论方法创新方面也推出了有影响的成果。
针对国民经济运行状态、体制转型热点问题进行的统计经验研究，是经济统计学科科学研究的一个主战场。30年间，仅在《统计研究》发表相关论文就高达1085篇，占全部的32.8%。其在学科建设中的作用，一是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和转型改革，二是在实际问题研究中推进相关统计理论方法，三是对我国统计数据质量给以实战检验，实际上也是对统计制度、调查体制方法、统计理论有效性开展的检验。四是在研究中通过经济学理论的学习应用，深化提升经济统计学的理论基础。由于这方面研究涉及太多的方向主题，限于篇幅无法展开，另文讨论。
4．事件的评论
其一，经济统计学的应用性质决定，其发展动力源泉首先来自社会经济活动的需求。30年来，国民经济统计学体系建设、国民经济核算、调查理论方法等研究所取得的一系列具有影响学科发展进程的重要成果，即充分说明这个原理是有效的。实践表明学科体系的学术研究与基于实践、用于实践的理论方法研究是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的。后者是前者的基础。
其二，国民经济统计学研究，特别强调其体系要反映国民经济的系统性，鉴于事物运行变化规律是其系统结构及其联系的外化表现，对系统的认识等同于对规律的把握。因此这一逻辑暗含了国民经济运行内在规律应决定经济统计学理论方法体系的思想。本人持有这样的认识。由此派生另外两个观点，一是国民经济运行系统性的机理研究是由经济学承担的，构建国民经济统计学的体系逻辑应以经济学框架为依据，设计能充分反映经济规律研究的指标及其统计方法，应成为国民经济统计学的核心任务。二是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决定经济学理论抽象的不完备性，基于统计数据的经验分析具有检验经济学理论适用性，进而完善推动经济学进展的能力，其也应成为经济统计研究的一项内容。
四、事件之三：国家统计局主导构筑推动学科建设的有效机制
这是影响经济统计学科建设30年，并必将对今后持续发挥重要影响的事件。实践表明，一个学科能否健康快速发展，取决于制度能否提供好的环境和条件保障，并需要建立有效的保障机制。其主要包括保证学术方向、主题选择的自主性与争论的公平环境，学术成果发表的平台和合理评价机制，资源投入与配置，研究激励机制，研究资料提供与学术交流机制等等。为此，30年中国家统计局进行了大量充分的工作，形成了有效的机制。虽然统计学界存在诸多学术分歧，但对国家统计局推动一系列促进学科发展的制度建设及其效果，都一致的给以肯定和高度评价。国家统计局主导构筑起推动学科建设发展机制的过程大致如下：
国家统计局将统计科学技术研究视为推动统计事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思想高度重视，建立相应制度予以保障。1978年2月国家统计局恢复后，11月即组织科研规划工作。1979年成立中国统计学会。1980年成立统计科学研究所，恢复统计出版社。1984年创刊《统计研究》。1988年成立“全国统计教材编审委员会”。1990年召开全国统计科研工作会议，确立统计科研主要任务是：研究探索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以及统计改革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研究总结统计工作的经验；研究借鉴国外的统计理论与方法。1990年9月推出《全国统计科学研究成果评选奖励条例》。1991年启动全国高等学校优秀统计教材评奖活动。1996年第二次召开全国统计科研工作会议，集中研究《我国统计科学研究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长期规划》。1997年争取到国家社科基金为统计学科设置独立评审程序。1998年5月将统计局内部科研项目向社会特别是高校开放，公布年度全国统计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立项指南，并出台一系列管理程序及办法。至此经过20年的努力，国家统计局基本构筑起较为系统、完善的推动学科建设发展五项机制。
1.创建解放思想、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
1978年11月，由国家统计局主持的全国统计教学、科研规划座谈会，即被学术界称之为的“峨眉会议”，将永远记入我国统计学科发展史册。这不仅仅因其会议揭开了统计学科性质大争论的序幕。更重要的是会议拨乱反正，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原则，为全国统计学术界创建了解放思想、百家争鸣的宽松学术环境，并由此形成了规范，传承下来，已经成为中国统计学界值得炫耀的优良传统。从会议主题和结果可知，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统计局就高度重视统计人才培养和统计科学研究；尊重并广泛听取学术界的想法、意见；主动发挥组织协调职能；以及处理激烈争论所表现出公正和睿智，对统计学30年的发展都产生重要影响。
2.创办学术成果公布与交流平台——《统计研究》杂志
在科学体系中，标示一个学科存在和成熟的标志，是创办出有影响的学术期刊。1984年1月1日中国统计学会和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统计研究》创刊。这是国家统计局为统计学科建设办的一件绝对重要的大事。其标志中国统计学科将出现快速发展，走向成熟。
《统计研究》创刊时为季刊，1986年改为双月刊， 1999年改为月刊。经过25年发展，统计研究不仅是我国统计领域公认的最具权威的学术性期刊，而且在全国社会经济学术领域具有相当影响力。自创刊以来，始终坚持高品味、高格调、创新性、研究性的办刊方针；以交流学术成果，繁荣学术研究、创新理论知识，推动实际工作为办刊宗旨；始终站在统计科研的最前沿，对我国统计领域的改革、创新、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窗口导向作用。从1984年创刊到2008年底，《统计研究》共刊载论文3312篇。按主题大致划分五大方向，其中统计基本理论问题275篇，占8.3%；统计理论方法与应用1056篇，占31.9%；经济核算问题研究340篇，占10.3%；经济分析与统计分析1085篇，占32.8%，其他556篇，占16.7%。
《统计研究》创办25年，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目前可能少有不收版面费的期刊，《统计研究》即为其一。在坚持学术操守方面，可为国内学术期刊的楷模。在支持学科建设方面积累形成5个特色：
①理论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刊出理论研究论文1296篇，占总数的39.1%，应用研究论文2016篇，占总数的60.9%，大致四、六开。体现出期刊理论与应用兼顾，侧重应用的基本定位。保持了与统计学科应用性的高度一致。
②牢牢把握统计改革带动学科研究的主旋律。为学科建设方向特色的凝练提供方向性指导。例如，国民经济核算主题论文340篇；统计调查主题论文202篇；国际比较主题论文70篇；经济运行监控、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转型等重大热点问题方面论文270篇，其中收入分配43篇；经济增长73篇；经济运行70篇、经济评价84篇。与此同时支持基本理论研究，如统计史主题论文35篇。
③为高校学科建设提供直接强力支持。按25年间论文第一作者隶属单位统计，高校作者论文2036篇，比例高达61.5%。在高校学科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统计研究》为高校学者提供了一个学术平台，发挥出重要作用。
④创建宽松的学术环境，保证学术研究健康发展。《统计研究》坚持学术研究的公正性。对于重大事件和学术争议问题，充分保证不同观点作者的话语权。如为统计学科性质的争论，前后发表了30余篇观点不同、相左的论文。
⑤注重为中青年统计学者提供发展平台。《统计研究》特别关注中青年学者的培养，将其论文数量作为期刊评价因素向社会公示，并长期坚持形成传统，成果丰硕。从《统计研究》刊出的论文中，我们可以扑捉倒今天统计学术界中青年领军者成长的足迹和学术风采。
3.创建教材规划与优秀评奖制度
现行教育体制下，国家统计局没有人才培养主导职能。但其敏锐抓住一个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教材建设，以此推动人才培养质量。1988年8月16日国家统计局聘请有关院校和统计部门的专家、学者成立了全国统计教材编审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国内外统计教材状况，制定统计教材建设规划，推荐出版优秀统计教材，开展统计教材评估和优秀统计教材评选工作。
①仅在“八五”、“九五”、“十五”期间，全国统计教材编审委员会共批准本科规划教材35部立项。不同时期的立项内容，与统计学科发展同步，由初期部门统计主导，到方法性教材的大量引入，再发展到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多元化教材。应该特别指出，中国统计出版社在规划教材出版推广方面作出巨大贡献。
②1991年7月12日国家统计局决定由全国统计教材编审委员会组织，进行第一届全国高等学校优秀统计教材评奖活动。其后，分别于1995、1999、2001、2005年度又组织进行了4届评选，共评选优秀统计教材57部。自2008年起，该奖项纳入全国统计科研优秀成果奖评选。在第九届全国统计科研优秀成果奖评选中，共有10部教材获奖。
4.设置全国统计科学研究成果评选奖励机制
1990年9月20日国家统计局颁布《全国统计科学研究成果评选奖励条例》。《条例》规定：凡集体或个人在统计科学、社会经济问题的统计分析和电子计算机在统计中的应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均可参加评奖。全国统计科学研究成果设科研课题奖、论文奖和统计专著奖。获奖成果均授予荣誉证书并给以奖金奖励。中国统计学会与国家统计局共同成立“全国统计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委员会”，并于1991年开始评选活动，此后每两年左右评选一次，从未中断，至今已9届。共计评选出1197项优秀成果，其中课题论文类953项，专著类34项，青年论文类127项。优秀博士论文类32项，信息技术应用类28项，统计教学奖23项。在历届评选出的42项课题论文一等奖中，来自统计系统24项，高等院校18项。在历届评选出的9项专著一等奖中，来自统计系统2项，高等院校7项。
推出并坚持全国统计科学优秀成果评选，是国家统计局为学科建设作出的一项特别贡献。当国家整顿评奖秩序取消部门各类评奖时，国家统计局据理力争，保持了全国统计科学优秀成果评选。大大增加了统计学这个小学科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竞争力。18年来，全国统计科学优秀成果评选表现出四大特色。①制度越来越完善、评审方法越来越合理公正、评选程序越来越严密。②所评选的成果充分代表了学科建设的主流方向和特色，反映出学科的学术创新和水平。③通过青年项目、博士论文和教材项目，实现了统计人才的激励、培养。④广泛联系了统计学界的专家、学者，有效发挥了对国内统计科学研究的主导作用。
5.设立统计科学研究规划资助立项制度
科学研究资助立项，是推进学科建设的重要机制。表面看，科学研究立项资助很简单。通过公布课题指南，引导科学研究集中到当前国家关注的问题和学科基础研究，是有效配置资源的重要办法。现实中科学研究立项资助含有更深层的意义。因科学研究立项需要经过高水平学术专家的评审遴选，所以其实际上是对申请人及其所属学科的研究方向和主题，前期研究成果与水平，团队创新研究能力的判断和评价。因此承担过什么资助水平的项目，已经成为学术界对一个学者和一个学科学术水平评价的标志。在学术界意义重大。国家统计局领导经过长期争取，自1997年开始国家社科基金为统计学科设置独立评审程序，大幅增加统计学科资助项目数量，极大激励了统计学者的科研热情，推动了我国统计学科学研究。2003年国家统计局在科研立项方面采取与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协调机制，向社会开放科研规划立项，出台了全国统计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申报和评审机制。由此形成省部级和国家级科研资助立项完备的体制。
1997年至2009年，228个项目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包括重大（委托）项目1项，重点项目10项，一般项目165项，青年项目47项，自筹经费项目5项。其中政府统计系统立18项，高校立200项。重大项目是贺铿教授主持的“现代统计学科体系研究”。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大致有3个特点：立项数目稳步增长，从1997年的8项增至2009年的25项。2000年开始，高等院校在立项中占据主导。2004年开始，青年项目比重加大，为中青年成长创造良好空间。2004-2008年间，全国统计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领导小组共资助221项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立项。其中统计系统立82项，高校立139项。
篇幅所限，就此撂笔。但思绪仍深陷30年历史回顾难以自拔。作为统计学科30年发展的经历者，查阅书籍期刊的历史文稿时，一种即熟悉亲切又模糊远离的感受从心底升起。产生出一种对统计学科建设历史和未来有所交代的责任感，其可谓本文的写作动力吧。本文均以发表的文献为依据，力求反映事实，但因信息不对称和观点偏好所致，对同一件事也会存在不同的解读；还可能存在遗漏和错误，如有冒犯恳请谅解，当然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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